無疑，政府購買服務都是為了實現“物有所值”的價值目標，但各國政府采用的“招式”卻是五花八門：從合同外包到建立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再到委托購買，直至將購買方式演變成為一門“藝術”，體現出政府決策者乃至家庭主婦對購買行為“美”的追求。

　　美國：最大的服務外包市場

　　美國有著全世界最大的服務外包市場，合同外包也是聯邦政府購買服務的主要形式。在合同外包發展過程中，政府購買服務經歷了由設計型合同向績效型合同的轉變。設計型合同的特點是政府為投入和過程付費，政府部門制定的規章制度嚴格約束社會組織行為；績效型合同則是根據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質量、效果等要素的評估結果付給費用。20世紀9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導地位后，出現了績效型合同，并被普遍使用。

　　在程序方面，美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至少由8個環節構成：制定統一的單據格式、招標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對招標工作人員統一定位、詳細制定招標采購操作規程、確定合格供應商名單、招投標、交貨追查、進行采購審計和管理審計。當然，服務合同外包并不意味著政府無需承擔風險，去年美國聯邦政府就因此吃了大虧，由于美國情報機關將大量工作外包，使得只是臨時工身份的斯諾登有機會接觸到機密情報，并上演了一出如好萊塢大片般的“棱鏡門事件”。

　　“外包與純私有化間的區別在于政府與私營企業簽訂的合同不一樣。事實上，發達經濟體的政府部門進行外包是可取的，如將公共服務中的高科技產品或低利潤業務外包給私營公司；但在一些極度貧困的國家，將本國無法承擔的基礎建設工作與公共服務進行外包也會產生效益。”盧森堡大學教授皮埃爾·皮卡德在他的一項研究中列舉了政府外包能產生收益的領域。

　　英國：架構公私合作伙伴關系

　　英國傳統公共服務交付方式形成于撒切爾夫人執政初期。1980年，英國出臺法案對政府長期包攬的公共服務進行了大幅度改革，建立了一種秉持“基準競爭”理念的采購方式，并在一些地區推行強制競爭招標（CCT）。

　　英國政府認為購買公共服務必須實現公民利益最大化，并在政府購買活動中強調社會價值。2013年1月，英國政府新頒布《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案，要求各部門在履行公共服務合同時，除了考量成本因素外，還須充分評定項目對社會、經濟與環境產生的價值，最終以公平的價格購買真正造福于當地社區的公共服務。

　　在解決“怎么買”的問題上，英國政府注重與私人企業合作，并在1992年首次提出私人主動融資（PFI）概念。由私人部門負責承擔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的設計、建筑、融資與運營工作，由于私人部門需要在項目建成后繼續負責維護與運營，英國政府更多把PFI看作是長期服務合同。這種伙伴關系將風險合理分配，使一些本不適合由公共部門承擔的風險轉移到了私人部門。同時，私營部門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并為能按時獲得政府支付款項而大大提升了項目交付效率。

　　法國：長壽的委托合同

　　法國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主要分為公共工程合同與公共服務委托合同兩種。這兩類合同的區別在于，公共工程合同是政府出資購買服務、產品或工程，多為短期項目，比如校舍翻新等；而委托合同則是政府將某一項目交由企業經營，企業收益來源于經營結果，這類合同通常是長期的、有規律的，需要直接面對用戶，比如供水等。

　　委托合同在法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270年，法國就有通過委托的形式購買市政服務的記錄。這類合同可細分為三種形式：一是特許經營，企業負責投資并承擔風險，比如高速公路等。二是對已有設施的租賃，比如機場等。三是業績聯動型委托，受托企業不承擔虧損。目前，委托經營主要集中在供水、水處理、垃圾處理、能源供應、停車管理和城市交通等方面。在垃圾處理和城市供暖等領域，委托合同占90%以上，而供水網絡與水處理的比例也超過了80%。

　　澳大利亞：購買形式的市場化改革

　　澳大利亞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上也獨具特色，最為典型的是其在購買公共就業服務方面的創新。澳大利亞政府將原隸屬于就業、教育、培訓和青年事務部的全國400余家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全部民營化，組建成為全國就業服務有限公司；并把原先屬于公務員性質的9000余名工作人員全部轉入勞動力市場，根據公司需要和個人意愿，實行雙向選擇。公司實行董事會負責制，在承攬業務方面，和其他民間就業服務機構享有同等的條件和地位。

　　經過幾年的實踐，澳大利亞基本實現了改革的預期目標。澳大利亞政府有關部門的研究表明，與舊體制相比，新體制充分體現了社會化和市場化在就業服務中的作用，不僅改變了政府職能，節省了行政經費，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提升了長期失業人員和其他弱勢群體失業者的再就業率。